据王石后来在自己的作品里回忆说，当时在座的主任和外商边吃边谈，也显得自在轻松，心情愉快。只是，后来发生的一切让王石的得意之感变得荡然无存了。

    筵席散后，王石的那位科长把他拽到了一边，严肃提醒说，“你怎么把主任的风头都抢去了，还有处长、科长，哪轮到你表现？想想你平时的情况，是不是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枪打出头鸟’知道吗？要注意啊！”

    人的高级动物特性注定了人类的情感是丰富多样的，所以它的脆弱也就是天然的了。对于科长当时的提醒，王石后来是这样说的：“在论资排辈的传统氛围中，我的自我实现、自我追求的工作表现欲受到了强烈的抑制。”

    经历此事之后，王石完全改变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自此，我上班不早到一分钟，下班到点前就收拾妥办公桌上的文件。只分配10％的精力用在工作上，90％的精力用在业余爱好上，如越野摩托车、乒乓球和象棋。”

    然而，令王石再次意外的，是年终总结工作时领导对他的评价：“这样的人不培养，培养什么人呢？”

    不知道这样的评价对于别人意味着什么，反正王石没有感觉到半点兴奋。内心深处他甚至觉得，90％的精力用于工作得到的是批评，10％的精力用于工作却换来了表扬和赏识，这简直就是对追求成功者的莫大讽刺。

    至此，刚人职时的兴奋和得意已然无存。王石想到了离开。3．王石：你能成事！

    日子过得很快。当王石在广州度过6年的时光后，他有了自己的家庭，也成了一个准父亲。就是在这一期间，王石结识了两个对自己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一个是前面提到过的曾昭科，另一个则是刘元生。先来看看曾昭科这个人。在王石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学习外语期间，我结识了暨南大学外语系的主任曾昭科先生。曾先生有在港英政府警署任高级督察的生涯，对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环境了如指掌。跟他学习，无意打开了一扇了解香港社会的大门。相关的资料也表明，曾昭科素以知识渊博、智慧超群著称。早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到过牛津大学进修，后在港英政府警署出任高级督察，是当时港英政府里华人做到的最高职位。也许得益于这种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曾昭科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制度、香港社会的组织结构、港英政府治理华人的方方面面，都了然于胸。不过，人生的起伏不定和诸多意外，最终也让曾昭科在后来的某一天无奈卸职，回到了母校成为一个教员。

    后来有媒体资料表明，当王石了解了曾昭科的经历后，心里除了景仰之情外，也多了些兴奋。无独有偶的是，曾昭科在接触王石后，也认定他“能成事！”自结识曾昭科以后，王石就常到他家拜访。在那段苦闷的时间里，王石很享受每一次和曾昭科的交流。而曾昭科也觉得王石是个智慧敏锐的人，他对这个年轻人所说的话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两人最终成了一对难得的忘年交。后来，王石对这段友谊是这样评价的：正是和曾昭科先生的充分交流，为自己后来打拼深圳、较快适应市场经济，奠定了无形的坚实基础。因为对二人之间有着如此的评价，王石后来每每回到广州，还会时常同太太一起去“看望这位形同自己人生镜子的曾老师”。“我们依然能谈到一块，而且，是一种得到和收获的过程，很愉快！”王石说。至于刘元生，王石和他的结识似乎更多了些戏剧性。

    外经委“宴会事件”后的那段时间，有一个周末，王石去友谊剧院听广州乐团演奏的《梁祝》协奏曲。在听完曲目后，出于对这首曲子的喜爱，性格里的冲动、张扬，驱使着王石跑到了后台去向演奏曲子的那位小提琴手祝贺。那位小提琴手，就是香港的小提琴演奏家刘元生。也正是王石此次的冲动和张扬，为他和刘元生后来的人生增添了许多值得夸耀的故事。刘元生是香港商人，比王石稍长。他本人亦经商，但从小学习小提琴，并到过伦敦深造。凭着个人禀赋，经商之余的刘元生竟成了当时的香港交响乐团兼职的首席小提琴手。刘元生这种过奇的人生经历，遇到了王石的冲动和张扬，竟也铸就了两人随后的人生盟约。

    如王石在做录像机生意时，就是刘元生的香港仁达国际有限公司供应的日本货源；而当刘元生得知万科要进行股份化改造时，就经常向王石介绍香港公司的运作方式，主动帮助王石收集香港上市公司的章程和年报。

    到了1988年，当股份制改造后的万科开始面向社会发行2800万股面值一元的股票时，由于出师不利，刘元生再次将自己的眼光和胆识送给了王石，也解了万科的及时之围。当时的中国大陆，股票还只是一种新生事物，人们的反应更多的表现为怀疑和不信任。所以，今天看来万科当时甚小的2800万元融资规模，依然被市场“冷处理”了。在别无他途的时候，万科的创建人王石给刘元生打了个求救电话。没有什么犹豫，刘元生当即吃下了360万股，随即成为万科公司上市后的大股东之一。

    后来，刘元生面对媒体曾回忆过他和王石相识的情景。他说：“那几年，王石经常来香港，但和其他内地人不一样，他从来不要求去观光，而是要我带他去逛书店，买了很多企业管理和财务方面的书。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是个有抱负的人。”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刘元生竟也如同曾昭科一样，十分肯定地对王石说出了“你能成事”这句话。智者与智者的碰撞岂止是火花。而相互欣赏的两个人做出的决定，则往往能产生“1+l>2”的效果。刘元生和王石的相互欣赏，就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种放大效应的合理性。

    自1991年起，万科上市后的18年中，很多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由于经不起股价颠簸撤离了。其中有一家大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万科股票跌破发行价时，还把手里的几百万股票硬生生卖回给了万科，并一度认为是扔掉了烫手的山芋。与这些做法相反，刘元生则一直坚定地持有万科，并在万科股价低迷时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使自己对万科的累计投资达到了400余万港元。

    刘元生的一系列逆行之举，不仅成就了自己和万科，更启示了他人。

    这里可以看一组数据：至2007年中国股市跑牛期间，万科财报显示，个人投资者刘元生持万科A8247．38万股，位列万科A第三大股东。此时刘元生所持有的万科股票市值已经超过了27亿元，其18年的投资收益增长了500倍。

    一位私募基金经理对此曾评价说：刘元生这样的股民确实少见，他才是最大的赢家。他的财富故事，是中国股市的一个缩影。

    当时更有媒体惊呼，刘元生的这一投资增幅远超过股神巴菲特创造的投资增幅。后者虽然持有《华盛顿邮报》股票30年，股票价值增长了128倍，但与刘元生投资万科相比，还只能说是相形见绌了。转折——猛增的肾上腺素

    社会虽然是个有机体，但“秩序”却是这个机体最核心的要求之一。如同我们人人都明白，所有人都是自由平等的，但却没有一个人是绝对自由的。

    “宴会事件”就让王石切身地领悟了政府机关内部“秩序”的重要性。如果说他随后发生了“10％：90％”的某种转变，那也只是他为了迎合这种秩序而不得已的意识性转变罢了，尽管他心底里有十分的不愿意。

    此时的王石多了些沉默，少了些张扬。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王石似乎成了广州城里愿意享受悠闲生活的少数人之一。也正是在这期间，王石喜欢上了周末去广州友谊剧院看话剧和听音乐会。随后也便有了上文所说的王石与其人生重要伙伴之一的刘元生奇遇。

    只是，沉默而悠闲的生活对于流着野性血液的人来说，简直形同于慢性自杀。更何况此时的王时已迈人而立之年，强烈的个人责任感和寻求内心出路的紧迫感，驱使着他内心深处的某种欲望在跳动。机会不要太多，只要抓住就好！1983年春节，王石在深圳结识的一个旧友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又一次挑起了他那好奇的心思。此人是王石第一次到深圳施工时结识的。夫妇俩利用春节期间来广州探望岳父母，两人不仅携带了那个年代还不常见的多种礼物，而且自身与从前也判若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