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点题外话：“互联网狂人马云年轻时曾被聘为翻译到美国去要账。美国商人想赖账，便掏出一把枪将马云禁闭在房间中，时间长达两天。随后马云在惊恐不安中被释放，却又弄丢了随身行李。随后，迫于生计的他又从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挣了600美元，凭此才返回国内。”这不是电影虚构，是马云为自己曾经的轻狂所付代价中的一个罢了。

    那么，比马云更年长一些的万科创始人王石呢？这样一句话可以概括他的轻狂：我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王石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军队转业后在中国郑州铁路局工作。母亲是锡伯族。用王石自己后来的话说，他的性格就延续了母亲锡伯族野性的精神和对生命行走的强烈渴求。

    至于“王石”之名，也是有点来历的。因为“王石”两字拆开后便是两个姓氏，是王石父母将自己的姓氏放在了一起，便成就了今天的“王石”之名。小时候的王石是个很好胜的孩子。学生时代，也不是一个守纪律的学生，用他自己的话说，除了数学优异外，其他功课平平。

    在王石的传记中记着这样一件小事情：一次在外婆家，王石和山里的孩子趁瓜棚里的看瓜人睡午觉的工夫，“猫”进瓜地摘香瓜。看瓜人醒来发现了他们，其他的孩子都吓跑了，王石却借着瓜秧隐蔽，一动也没有动。后来他就利用看瓜人返回继续酣睡的机会，把圆领衫脱下扎成一个口袋，背了整整一口袋香瓜回到了小伙伴们中间。仅此一事，足以显露出王石骨子里的好胜本性。而自此之后的王石，在小伙伴中似乎也就有了担当“孩子王”的某种资本。

    青少年时期，王石赶上了“文革”的十年浩劫。不过，他没有像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去了广袤的农村，军人家庭的背景让他选择了军队。1968年，王石应征人伍，成为新疆空军汽车三团的驾驶兵。但不久，王石便进一步认识到了自己个性中与部队间强调的组织纪律性的不相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王石的天性使然。

    那是一次南疆执行运输任务。途中部队宿营在一处陡峭山脚下的三岔口兵站时，王石见时间尚早，就单独一个人去登山，他以为晚饭前就可以返回，就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

    说起登山爱好，王石还是从童年时期养成的。小学一年级时，学校组织春游爬山，王石所在的小分队旗帜就由他负责看管，结果就是他这个小分队第一个将旗帜插在了山头上。每每回忆这些过去，王石总不忘强调说，这是他在户外活动中获得的第一个荣誉。也正是这个荣誉，让王石逐渐对登山运动产生了兴趣，直至后来的登山不止。

    回过头来接着说在部队的此次登山。王石的这次登山却没有以前顺利，半山腰上他被困住了下不来，不得不忍着冷饿困冻，直到第二天凌晨才摸下山。此时，王石所在的车队战友们也为了找他辛苦了整个晚上。

    那个时候的王石20岁左右，正是人们所说的“愣头青”年纪。后来，王石的战友们在回忆他时也少不了使用“调皮”一词。

    王石的父亲是个老红军，所以他年少时的家庭生活相较于同龄的人来说多了些优越。而血液里好胜的本性，更使王石觉得自己与强调集中统一的部队如此不相适应，他更习惯野性的张扬，以及个人成就感的获得。

    尽管如此，王石还是耐着性子经受了军队的洗礼。1973年，王石复员回到了河南郑州。一年后，他被选送人兰州铁路学院给排水专业。由于并不是很喜欢所学的专业，王石就在课余自学英语和政治经济学。四年后，毕了业的王石被分配到了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做技术员。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王石离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越靠越近，也为他后来人生轨迹的转变选定了一个新的支点。

    不过，第一次到深圳时，王石的感觉却糟透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只想早日结束任务，快些离开这个后来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抹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小地方。

    那个时候的深圳，虽与香港仅一河之隔，但还仅仅是内地各省市通过铁路出口香港鲜活品的最后集散地。运输途中发病或死亡的牲畜、变质的水果蔬菜，都是在这里被检验并清除的。而王石本人当时就在深圳笋岗北站检疫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水工程施工。王石后来在自己的传记中是如此记录当时的场景的：“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

    不仅如此，王石和施工人员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就搭建在铁路边，现场条件很是简陋。王石曾调侃地回忆说，不仅身体上要承受与蚊蝇为伍的煎熬，思想上更得随时提醒自己边境禁区有明文规定：“不准收看宣扬资产阶级腐朽、颓废、堕落生活方式的香港电视台。”

    说起对当时生活工作的感觉，王石后来透露，他当时虽然喜欢广州对外交流的现代气息，却并不喜欢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只是那个时候他自己也是处于被选择的状态。而事实上，王石“更向往理想主义色彩浓郁、浪漫刺激、充满悬念的生涯”。他曾梦想过成为悬壶济世的医生、福尔摩斯式的神探、战争风云中的巴顿、漂洋过海的航海者、无线电工程师等一系列令他仰慕的人物。

    但王石也强调说，当时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在机会来临之前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他自己也似乎在潜意识里为人生机遇的降临做着某种准备。其中，英语书成了他日常生活中最离不开的一件用品了。

    正是在这个学习英语的时问段里，王石结识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暨南大学的英语老师曾昭科。其间发生的系列故事，是后文将要叙述的内容。

    进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幕在中国全面拉开，看似平静的偌大中国，正酝酿着巨大的创造激情。198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不平凡的一年，也是王石人生中的不一般年份。这年的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同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也就在这一年，王石通过参加招聘，脱离了他并不喜欢的铁路系统，进入广东省外经委，履职招商引资工作。

    天性张扬的王石此时才仿佛找到了一些人生的感觉，“开始活跃在春秋两季的‘广交会’上，经常出入高级宾馆，生活方式有点鸟枪换炮的味道”。不过，王石的人生感觉并没能保持太长的时间。因为随后的工作和生活实践，越来越提醒着好胜的王石，他的上述人生感觉真的来得早了些。

    2．被枪打的出头鸟

    从铁路系统进入外经贸行业，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都那么刺激新鲜，王石的人生感觉充满了兴奋，眼里看到的太阳也仿佛每天都是新的。他的全身都洒满着得意之情。

    那个时候，王石每天都早起晚归，努力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想要把耽误的青春补回来！因为王石明白，作为一个对外的单位，外经委是当时开放的广东最开放的单位，也掌握着许多人羡慕不已的权利。而一心想要获得个人成就感的王石，一直盼望的也似乎就是这样一个人生大舞台。何况，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更是给了他内心的快感。

    进入广东外经委的第二年，也就是1981年，王石所在处购买了两辆广州市面第一批日本铃木牌125CC摩托车，其中一辆就分配给了曾驾驶过5年汽车的他。于是，“我头顶安全盔，驾驶着红色铃木，在广州新建成的环市路上兜风，阵阵颤动的快感袭上心头。”

    王石的快感未能保持长久。尤其是一件在王石看来很小的事情的发生，几乎给了天性好张扬的他当头一棒，他再次体味到了内心深处涌出来的压抑和困惑。

    1982年广州春季交易会期间，王石同科长安排接待一位重要的厂商。在外经委主任宴请那位厂商的宴会上，为了活跃现场气氛，王石未经允许擅自讲了一些轻松话题，赢得了外商“王先生干练”的夸奖。王石自己也不免有了一些虚荣心的满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