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创立的楚辞是战国时期楚国的诗歌形式，发源于长江流域的民歌。换言之，楚辞以及楚辞的代表作品《离骚》是长江流域的楚文化。而《诗经》是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或曰炎黄文化。刘勰说“没有屈子，何有《离骚》？没有《离骚》，岂有楚辞？”那么经孔子整理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记载商周至春秋中叶的儒家经典《诗经》，用刘勰的语言翻版就是：“没有孔子，何有《国风》？没有《国风》，何有《诗经》？”楚辞与诗经的沟通，实际上是长江流域楚文化和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融合交流。诗经产生于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等地，楚辞产生于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一带。楚辞北上，诗经南下，碰撞裂变，衍生出中华民族崭新文学体裁楚辞和汉赋。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屈原的作品还有《九歌》、《天问》、《九章》、《远游》、《招魂》、《哀郢》等二十五篇，后全部收入《楚辞》，以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最为通行。《九章》纪实性的家国身世之哀、《九歌》人神恋爱的哀怨与执著、《天问》对宇宙人生、社会历史、神话传说的大胆怀疑与批判精神等无疑进一步奠定了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以景寄志的《涉江》，号称小《离骚》，大张自由诗的弹性特点，开我国散文诗之先河；博大精深的《天问》，融物、哲、文、史于一著，倘不是充分发挥诗句的自由空间，哪能涵盖2000年前的人类疑问！为阵亡将士大唱赞歌的《国殇》，为边关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树立了前所未有的典范；兼蓄民间原始语言艺术的《九歌》，四、六参差，极致的发挥了诗歌特性，使楚辞艺术魅力超越至圣先师孔子审定的《诗经》。

    屈原继往开来，两次政治流放，造就了屈原的爱国灵魂，开创了中国爱国主义诗篇之先河，揭开了《诗经》之后诗史的崭新一页，使屈原无愧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先驱，摘下独一无二的中国诗歌之父桂冠而成为世界文化名人。

    三

    屈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巨擎，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伟人。光辉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少不了屈原，璀璨夺目的中国文学史少不了屈原，星罗棋布的世界文化史上少不了屈原。他为什么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呢，为什么有千秋不衰的魅力呢？这是因为他用毕生心血写成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篇，恢宏瑰丽的锦绣文章，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这是因为其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执著精神，因为其苏世独立、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因为其铁骨铮铮、八风不动的伟丈夫形象，因为其深沉的忧患意识、清廉正直的高风亮节。千百年来，屈原的诗篇，屈原的人格力量泽被了多少代人啊，就是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等这样的巨星也深受其文采和人格的浸润，对他充满了敬意。

    屈原投河未久，国人就设节日祭奠他。他的学生，也是楚辞的奠基人之一的宋玉就为其招魂。赞屈原“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当然，《招魂》到底是屈原作还是宋玉作，到底是为楚怀王还是为屈原招魂学界还有争论。）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评介屈原诗曰：“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王逸不仅著述《楚辞章句》，还写了《离骚赋》。屈原的光辉人格、伟大诗篇对与司马迁同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作家贾谊产生过巨大影响。贾谊是个早熟、少年得志的天才，年纪轻轻就写出了流传千古的《过秦论》，20岁就担任朝庭廷尉（司法长官），22岁当了博士，23岁当上了太中大夫（高级顾问官）。文才出众，治才卓绝，力举发展农业生产，兴礼乐，使国家长治久安。文帝起初也很信任他，后来听信谗言，将其贬为长沙王的太傅。贾谊的命运与屈原颇为相似，赴任途中经湘江时，不禁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写下了情词忧伤的《吊屈原赋》。西汉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扬雄也很崇拜屈原，认为屈原的才华比司马相如还要卓绝，文采还要精美。他一直在思考屈原和《离骚》，并反其意而用之，得出高深的哲学结论。据《汉书?艺文志》，从屈原生活的时代起，至西汉末年的300年间，模仿屈原辞赋创作新篇的有66家，771篇，另有杂赋作者12家，133篇。除宋玉、景差、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王逸的作品外，紧随其后者有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大人赋》，扬雄《长杨赋》，张衡《思玄赋》，曹植《九愁赋》，阮籍《东平赋》，左思《三都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江淹《别赋》、《恨赋》，庚信《哀江南赋》等名篇，继承了屈原的创作风格，把楚辞创作发展到新的阶段。

    在我看来，李白、杜甫、苏轼等人是可以与屈原媲美的文坛巨匠，但，他们无不以屈原为楷模，对其表示崇敬之情。李白在《江山吟》律诗中赞美屈诗道：“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杜甫立志“窃攀屈宋宜方驾”（我要努力攀上屈原、宋玉诗词的高峰同他们并驾齐驱）。苏轼说：“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推屈子一人耳。”这尽管是苏子的谦逊之言，却表达了屈原在其心目中的地位。

    关于屈原作品的评价，王逸说：“屈原之辞，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刘勰说：“故《离骚》、《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利）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东汉张衡的《四愁诗》、北魏曹植的《美女篇》、唐代杜甫的《佳人》篇都直接间接接受了屈原创作手法影响而成为一代绝唱。北宋邵博说：“《楚辞》文章，屈原一人耳。”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的《五哀诗》中，有怀《屈平》一诗云：“白玉徒为洁，幽兰未谓芳。穷羞事令尹，疏不怨怀王。冤骨消寒渚，忠魂失旧乡。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明蒋之翘说：“予读《楚辞》，观其悲壮处，似高渐离击筑，荆卿和歌于市，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凄婉处，似穷旅相思，当西风夜雨之际，哀蛩（穷）叫湿，残灯照愁；幽奇处，似入山径无人，但闻猩啼蛇啸，木魅山鬼习人语来向人拜；艳逸处，似美人走马，玉鞭珠勒，披锦绣，佩琳琅，对春风唱一曲《杨白华》；仙韵处，似王子晋骑白鹤，驻缑（勾）山最高峰，吹玉笙作凤鸣，挥手谢时人，人皆可望不可到。”清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著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王国维说：“大诗歌之出，必须侯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原其人也。”鲁迅先生说：“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于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鲁迅先生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肯定《史记》史学价值的同时肯定了《史记》的文学价值，与《史记》具有同等价值的是《离骚》。郭沫若下面的这段话颇耐人寻味，道出了屈原及其作品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楚人是把在政治上统一中国的功名和产生了一位屈原的功名兑换了。……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中国人如果不灭种，中国文如果不消灭，《楚辞》没有毁灭的一天。楚人的功劳是不朽的，屈原是会永远存在的。”因此现代学者评论屈原抒情诗的典范性质时说：“几千年来，能够在艺术水平上与相匹配的，可能只有散文文学《红楼梦》。”仅此，可见屈原诗歌艺术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崇高地位。

    千百年来，历史选择了屈原这个杰出的历史人物，充当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的典范。历代帝王着眼于屈原“竭忠诚而事君”，维护其专制统治的需要而称道加封屈原。唐昭宗特地追封屈原为昭灵侯，宋神宗等封屈原为“忠洁侯”、“清烈公”，元仁宗封屈原为“忠节烈公”（《旧唐书》、《宋史》、《元史》），等等。一些文人学者多从儒家角度，引经据典评论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汉代刘安首次把屈作楚辞同《诗经》的《国风》、《小雅》相提并论，并对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的操行予以高度评价：“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离骚序》引）。宋代晁补之认为：屈原爱君，“被谗且死而不忍去”，其行其辞，“实羽翼六经于其将残之时”，可与儒圣同等。故他说：“原之敬王，何异孟子？”（《鸡肋集》朱熹认为：屈原“乃千载而一人”，其“忠君爱国之诚心”，不辨自显；其书可以发“天性民彝之善”，“而增夫三纲五典（常）之重”（《楚辞集注》）。皆意欲将屈原纳入正统的儒家范畴。而人民则因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深切地寄予哀思，不仅在他的故里秭归和投水的汨罗江畔修建了屈原庙、屈子祠和屈原墓，而且还以端阳节吃粽子和赛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