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屈原本是一个志为帝佐、胸有韬略、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干练正直、才能出众，也卓有文才的政治家、外交家。如果没有巨大的民族危难、大厦将倾而不得救的大悲愤，志士壮志难酬的大失望，也许就没有这“文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惊天地泣鬼神的鸿篇巨帙，千古绝唱。屈原逐而作《离骚》，悲愤出诗人。

    在被贬汉北期间，他写成了著名的长篇抒情诗——《离骚》。全诗凡372句，2，490字。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等县市即古汉北。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势力合伙陷害，而被撤销了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联姻，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逐汉北。

    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长的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也是一篇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诗人在诗中尖锐地批评了权贵集团的投机取巧、苟且偷生、黑暗腐朽，反映了屈原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的美政理想，表达了自己对光明的热烈的渴望，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贞。有人称之为《离骚赋》，或简称《骚》。自汉迄南北朝，《离骚》又常被举作屈原全部作品的总称。在文学史上，还常以“风”“骚”并称，用“风”来概括《诗经》，用“骚”来概括《楚辞》。

    《离骚》对诗人的政治社会理想有清晰完整的表达。春秋战国时代，我们的祖国处于一种诸侯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屈原的时代，七雄纷争，秦楚为大国，他希望自己的祖国励精图治，不断富强，肩负起统一国家的重任。他回首历史，希望楚王效法“遵道得路”的尧舜，以“捷径窘步”的桀纣为戒鉴，关注民生，修明法度，举贤授能，把楚国建成强大的国家。他主张革新政治，打破贵族世袭制，减轻百姓负担，与民休息。他既深情地爱着他的祖国，也代表了时代的前进方向。

    我们还必须承认，屈原是一个有远大抱负和十分自信的人。他不象一般古代文人那样羞羞搭搭，薄幕曼妙，而是十分自信，敢作敢为。你看，“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我已具备这么多的内在的美质，我还要培养优异的才能。）；“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等等诗句，无不透露着诗人的充分自信和崇高理想。他的行为与其思想也是完全一致的。

    “路漫漫其脩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通观《离骚》，整篇长诗都充斥着鞭挞权贵、申斥腐朽、追求光明的激热情感，为了理想为了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高尚情怀。面对变幻无常、忠奸不辨的楚王，贪婪成性、贪生怕死、蝇营狗苟的庸臣，他宁肯遭受迫害，也不变志从俗：“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屈原的确是一个卓有远见、胸怀韬略的政治家，如果楚王真正象他说的那样内修法度、选贤任能，外连大齐、团结诸侯，实现国家的富强，由楚国完成国家的统一未必不能实现。然而，楚王不是秦王，他昏庸无能，好大喜功，被利益集团、奸臣小人所包围。论韬略、心计、权术等更不是秦王的对手。因此，楚国正象庄子所说的那样无药可救。屈原从小失去父母，姐姐女媭就是他的唯一亲人。姐姐劝他不要“博謇好脩”，应该明哲保身。但诗人太过执著，他“上天入地”地一次又一次叩问，路在何方？出路在哪里？他不得寻。“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选择了死，以死殉国，以死来坚持真理，以死与黑暗抗争。

    诗人的一生肩负着为帝王指路、为百姓谋幸福、使楚国强大的历史使命。在专制制度下，个人的才能只能寄希望于“王”的赏识，个人的命运只能与王权联系在一起。屈原没有孟子那种昏君可杀的思想，只有愚忠；他也没有庄子的超脱，只有一根筋式的执著。当国王清醒时，他可以发挥一定作用；当国王昏迷时，他只能当替死鬼。所以，屈原注定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人物。他的诗篇是他理想的描绘，是其人生的缩影，是那段楚国历史的反映。《离骚》通过诗人一生矢志不渝坚贞不屈献身理想的行动，表现了诗人为祖国为理想而奋斗不息的战斗精神；表现了诗人与祖国休戚与共、生死存亡相依的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诗人追求光明正义、憎恶黑暗腐朽的高尚人格。她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不愧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篇。

    屈原、庄子是同时代人，庄子年龄稍长。他们是同一时代的浪漫主义文学大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两座高峰。一个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创造了惊彩绝艳、恢宏壮丽的骚体诗；一个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很高的造诣，创造了恢诡谲怪，神奇奥妙的寓言文。屈原和庄子都为中国文学写下了光辉亮丽的篇章，文学史上向来以《庄》《骚》并称。《庄》《骚》之所以并称，是因为屈庄同为战国时代的伟人。屈原以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高洁的人品，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为后人所仰慕；庄子则以他的博大精深的思想，超然于物外的洒脱为世人所景仰。

    屈原诗歌展示了屈原风格的人性美。如果说庄子作品中人性美是一种自然上的返朴归真美感，那么屈原作品中人性美则是人为创造出来的意志之美。

    《离骚》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和整个生命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是一篇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积极浪漫主义巨构，她发展了我国古代神话的浪漫主义因子。在屈原的作品中，原始神话中的浪漫无羁释化为作者的理想人生，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离骚》塑造了一个光辉、纯洁、高大的自我形象，他理想崇高，人格峻洁，忧国忧民，远在世俗之上；他坚忍不拔，顽强不屈，不怕牺牲。首先，他有着突出的外部形象的特征。“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长顑颔亦何伤。”其次，他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格。他是一位进步的政治改革家，主张法治(“循绳墨而不颇”)，主张举贤授能；他主张美政，重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作用(“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反对统治者的荒淫暴虐和臣子的追逐私利(陈辞一段可见)；他追求真理，坚强不屈(“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个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两千多年来给了无数仁人志士以品格与行为的示范，也给了他们以力量。

    这是她的浪漫主义精神实质。同时，《离骚》又大量地采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在《离骚》一诗中，诗人上叩天阍，下求佚女，回味历史，糅合神话，发问自然，纵横驰骋，想象丰富奇特，境界仿佛迷离，场景宏伟壮丽，有力地扩展了诗歌的表现力。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和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并采取铺陈描叙的写法，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地上和天国、人间和幻境、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瑰丽奇特、绚烂多彩的幻想世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

    此外，诗人夸张、比兴手法兴手拈来，运用娴熟，有着高超的艺术手法。首先，继承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使喻体和本体水乳交融，创造出了优美、奇丽、新颖、灿烂的艺术境界，甚至出现了由一系列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组成的象征体系。大量运用了比喻的手法。如以采摘香草喻加强自身修养，佩戴香草喻保持修洁等。但诗人的表现手段却比一般的比喻高明得多。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第四句中的“芳”自然由“芰荷”“芙蓉”而来，是照应前二句的，但它又是用来形容“情”的。所以虽然没有用“如”“似”“若”之类字眼，也未加说明，却喻意自明。如王逸所言，诗人以“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近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从而以小见大，以近托远，表达强烈的爱憎感情，使人透过形象联想到真善美和假丑恶的社会生活内容。这不但使诗篇文采斑斓，而且创造出一种寄托幽远、耐人寻味的意境，开拓了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的新诗境。其次，运用了不少香花、香草的名称来象征性地表现政治的、思想意识方面的比较抽象的概念，不仅使作品含蓄，长于韵味，而且从直觉上增加了作品的色彩美。其三，全诗以四句为一节，每节中又由两个用“兮”字连接的若连若断的上下句组成，加上固定的偶句韵，使全诗一直在回环往复的旋律中进行，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其四，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手法，如“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等，将“兮”字去掉，对偶之工与唐宋律诗对仗无异。其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色彩。《离骚》中大量运用了楚国的地名、物称、方言、口语等，使全诗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其六，创造出了新的诗体形式。《离骚》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式，汲取南方楚歌的韵调和句式，采用散文化的长句，以六言为主，长短相间，灵活多变，创造出一种比较自由灵活的新诗体，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在结构形式上，它把《诗经》整齐短小的体制扩大为长篇巨制，幻想与现实交织，抒情与叙事结合，大气磅礴，完美生动地反映了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此外，夸张手法的广泛运用，如关于诗人品格的描写：“揽木根以结茞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等，为人物的刻画增添了神韵。

    诗经和楚辞是我国诗歌艺术的两大源头，也是光彩夺目的两座高峰。屈原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四言形式，同时又对楚国民歌加以革新、提炼，进而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变幻的新诗歌形式——楚辞体。这种新诗形式，具有浓厚的楚地色彩，词藻华美，对偶工巧，以大量运用“兮”字为其特色。是屈原卓越的艺术才华与浪漫、神秘、丰富多彩的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具有“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的特点。比起《诗经》来，更便于表达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抒写奔腾澎湃的激情。

    在风格和气质上，楚辞和《诗经》也有很大不同。楚辞充盈着深婉细腻的情致和无处不在、十分强烈的自我意识。在情感上一改《诗经》的平典冲和，而变得炽热昂扬，抑或缠绵、细腻、深沉。那种十分张扬的个性意识，使得诗的生命充满了内质与魅力，深深地打动我们的灵魂，与诗人一起感动、流泪、欢歌、惆怅。从音乐方面来说，《离骚》，可能是楚国普遍流行的一种歌曲的名称。游国恩曰：“《楚辞?大招》有‘伏羲驾辩，楚劳商只’之文，王逸注云：‘驾辩、劳商，皆曲名也。’‘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或即同实而异名。”刘勰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刘勰《文心雕龙?辩骚》），没有屈原便不会有楚辞体的产生。因此，屈原的出现，标志着贵族所垄断的定型化了的《雅》《颂》文学的结束，标志着由群众文学进入自觉的作家创作时代的到来。从诗的三次大开阖的情感抒发里，可以体味出诗人那种强烈的“忠、怨、去、死”的精神；充分体现出诗人的忧患意识、斗争精神和完善的人格。另外诗人运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世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也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跨入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