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们以此来诘责亚里士多德的论述，那么我们是犯了把《政治学》当成《理想国》来阅读的错误。因为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凭空设计一个最好的城邦，相反，他所孜孜追求的，应当是一个最恰当的城邦，也即最符合当地风土人情的最好城邦。因此亚里士多德对于君主制之描述，如果不把它单纯看成是对历史的记叙，则应当理解为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容易找到德性明显高出常人的人的城邦最适合君主制。隐含的意思是，德性不足的民众中最容易产生君主，而这样的统治也最适宜他们。

    亚里士多德关于古代社会的论述就是这样的。他讲到，当城邦中德性较高的人越来越多后，君主制开始逐渐被共和制和寡头制取代。但是平民政体，在亚氏看来，显然是众人德性堕落的结果。民众决断一切是永远和野心家的煽动与僭主的谋权分不开的。当法律的权威也在这种平民政体中失落时，这种平民政体就不复成为一个政体了（对比亚氏认为另一种不是政体的政治形态即东方的专制政治）。

    共和政体同贵族政体，按亚里士多德的理解，都可以视为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某种混合，区别在于前者倾向平民而后者倾向寡头。贵族制的价值标准是“德性”，而共和制则应当在于“平衡”，即完美的混合。共和政体的成员，应当无一人有意组织另外形式的政体。

    但是仅仅考虑权力的分配和制度的制约是不够的。正如统治者必须考虑财政问题，城邦的设计者也必须考虑优良城邦成员的生存问题。最优良的城邦，在亚氏看来，是中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体，也许在亚氏看来，中产意味着财富可以使人们“节制”并“慷慨”地生活，而且“中产阶级”讲求平等，注重德性，能够更容易做到“中庸”的美德。

    亚氏的年代，希腊城邦日益没落，社会混乱，贵族和平民、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日益激化。对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各种社会动荡和混乱均起于非正义，而非正义就是不公道、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必然导致不满，产生斗争。富人掌权的寡头政权，以压迫穷人为能事；而如果贫民掌权，他们也会不择手段地排挤富人。他认为，要想调和这种矛盾，实现长治久安，就必须有一套适宜的政治理论。在他看来，这个理论就是中庸之道。这就需要找到一个能在穷人阶层和富人阶层之间起居间掣肘作用的力量，即中产阶级。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能包含较多因素的”“完善政体”，即共和政体（立宪政体）。总之，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就是“中庸之道”。

    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中庸则是美德的特征。”善德就在于行中庸之道，过度和不及就会导致恶行。他认为这种善恶标准也同样适用于政体。他还指出：凡离中庸之道（即最好的形式）愈远的也一定是恶劣的政体。理想政体之所以理想，就在于这种政体的主体一一被亚里士多德看作是中庸的化身的中产阶级，能顺从理性而不走极端，能保持共和政体的“中间形式”和“中间性格”。总而言之，他的政治主张是兼容贫富，实现平衡。既主张考虑出身、财富和门第，又坚持照顾多数人的利益。

    根据中庸之道，他提出“国家有调和阶级矛盾的职能和责任”的思想，即“一切政治组织总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相合成”。统治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以统治者为中心的专制统治，即主奴统治；另一种是以被统治者利益为基础的“自由人统治”。他赞成后一种统治而反对前一种统治。因为城邦是自由人组成的平等的、符合正义的社会组织，所以大家都有平等的权利。亚里士多德坚持要把中产阶级当作组建共和政体的依靠力量。因为，在他看来，中产阶级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财物，也不像富人那样容易引起别人的觊觎。他们过着无忧无惧的平安生活，易具中庸美德，适于作贫富两极间的仲裁者。这样就可以减少城邦内的竞争和内讧。亚氏的这种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共和政体的思想对近代西方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相较而言也比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