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灵感说既有唯心主义的神秘色彩，又包括对文艺活动的真知灼见。他把灵感的源泉归于“神灵凭附”，把获得灵感的过程，看成是灵魂比较完善的人在尘世的美引发下，对最高的理念世界的直接回忆。他认为有两种艺术，一种是理念的摹仿的摹仿的文学艺术，一种是完善的灵魂对最高理念回忆所产生的文学艺术。后一种“代神说话”才涉及灵感，是理想国允许存在的。

    柏拉图灵感说有其一定的价值：首先，确认灵感是文艺活动中存在的特有现象，优美的文艺作品就是灵感的产物。以磁石吸引铁环的比喻，说明艺术情感活动的特点和力量，使人们对文艺活动本质特征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他看出了理智和灵感的区别。前者是科学的思维形式，后者是艺术创造的思维形式。认为单凭理智创作不出优美的艺术作品。其次，看出了文艺创作与技术制作的区别。指出艺术创作不只是凭技艺，而是凭灵感。再次，强调灵感是人的不朽灵魂“见到尘世的美”而回忆起“上界里真正的美”。揭示了艺术创造离不开现实美的触发，但又不停留在对现实美的摹写上，而是努力创造有普遍性的理想美的形象的过程。

    我们承认，文学艺术活动需要天才、天赋和灵感。有了灵感就能创作出作品吗？答案是否定的。灵感是思考中突如其来的顿悟，难以预测又转瞬即逝，如果没有及时捕捉，将难以再现。灵感只能来源于作家艺术家的生活观察、积累、学养和日思夜想后的顿悟。

    四是功用说。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一个对理想国孜孜以求的哲学家，在柏拉图看来，文艺只能服从政治的需要，服务于理想国的建设。作家艺术家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正确的价值取向，处理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学艺术作品要在建设“四有新人”、教育理想公民中发挥积极作用，弘扬主旋律。

    理想国要培养理想的城邦保卫者，“正义”的人，他们能恪尽职守，忠诚于自己的岗位，维护城邦的稳定与和谐。理想国的每个人的一切权利和义务都有确切界限，一切都由国家根据严格的纪律来管束，任何个人的生活都要服从公共整体的需要。这种整体至上、禁yu主义的国家理想，必然导致对艺术的严峻的态度。柏拉图之所以否定荷马史诗、希腊神话等作品，就因为它们把神和英雄写的同普通人一样，通身都是毛病，他们互相争吵斗争，为一己之利，陷害对方等等，这就既破坏了希腊宗教的敬神和崇拜英雄的中心信仰，又使人的性格中理智失去了控制，使人的情yu那些“低劣部分”得到了不应有的放纵和滋养，因此就破坏了“正义”，也就无利于他的理想国的建立，所以，他认为对文艺不加管制会具有毒害作用。

    理智掌握世界，也必须打击和贬低以情绪和形象摹仿自然的艺术。柏拉图对艺术暴风雨般的凌辱基于两个判断，一是无用，二是有害。第一是艺术提供了一幅错误的现实图画，对真理是没有多大价值；第二是艺术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腐蚀公民。第一点基本上涉及视觉艺术，第二点主要涉及诗歌和音乐。

    柏拉图允许人们用合唱、舞蹈来欢庆，但他唱的必须是好东西，舞的也必须是好东西。诗神有两种，“循蹈规矩”的能使人变好，“愉悦耳目”的能使人变坏，必须对之进行审查和鉴别。他建议在50岁以上的人中选出专门的审查者，他们必须是受过最好的教育，兼备德智勇，能够敌视一切迎合观众趣味的勾当。最高尚的剧本只有凭真正的法律才能达到完善，一个城邦如果不经检查就上演剧目，这个城邦就是发了疯。一个优秀的立法者必须为文艺制定法律。

    他认为，摹仿的艺术有三条罪状。第一，摹仿的艺术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而且：“像这样的英雄们也做过同样的坏事，谁不自宽自解，以为自己的坏事可以原谅呢？所以我们必须禁止这类故事，免得年轻人听到容易做坏事。”第二，诗人为了讨好群众，摹仿“人性中低劣的部分”，助长人的“感伤癖”、“哀怜癖”，摧残人的理性，使“城邦保卫者”失去勇敢、镇静的精神品质。他认为人性有两部分组成，一种是“理性部分”，一种是“无理性部分”，而悲剧正是迎合了人性中的无理性部分的要求，通过给人以快感，助长人的感伤癖和哀怜癖。第三，指责喜剧投合人类“本性中的诙谐欲念”。“结果就不免于无意中染到小丑的习气。”因此，柏拉图的理想国向诗人下了逐客令。把摹仿现实的诗人、艺术家列为九等人中的第六等，摆在医卜星象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