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格和气质上，楚辞和《诗经》也有很大不同。楚辞充盈着深婉细腻的情致和无处不在、十分强烈的自我意识。在情感上一改《诗经》的平典冲和，而变得炽热昂扬，抑或缠绵、细腻、深沉。那种十分张扬的个性意识，使得诗的生命充满了内质与魅力，深深地打动我们的灵魂，与诗人一起感动、流泪、欢歌、惆怅。从音乐方面来说，《离骚》，可能是楚国普遍流行的一种歌曲的名称。游国恩曰：“《楚辞？大招》有‘伏羲驾辩，楚劳商只’之文，王逸注云：‘驾辩、劳商，皆曲名也。’‘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或即同实而异名。”刘勰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刘勰《文心雕龙？辩骚》），没有屈原便不会有楚辞体的产生。因此，屈原的出现，标志着贵族所垄断的定型化了的《雅》《颂》文学的结束，标志着由群众文学进入自觉的作家创作时代的到来。从诗的三次大开阖的情感抒发里，可以体味出诗人那种强烈的“忠、怨、去、死”的精神；充分体现出诗人的忧患意识、斗争精神和完善的人格。另外诗人运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世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也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跨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屈原创立的楚辞是战国时期楚国的诗歌形式，发源于长江流域的民歌。换言之，楚辞以及楚辞的代表作品《离骚》是长江流域的楚文化。而《诗经》是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或曰炎黄文化。刘勰说“没有屈子，何有《离骚》？没有《离骚》，岂有楚辞？”那么经孔子整理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记载商周至春秋中叶的儒家经典《诗经》，用刘勰的语言翻版就是：“没有孔子，何有《国风》？没有《国风》，何有《诗经》？”楚辞与诗经的沟通，实际上是长江流域楚文化和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融合交流。诗经产生于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等地，楚辞产生于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一带。楚辞北上，诗经南下，碰撞裂变，衍生出中华民族崭新文学体裁楚辞和汉赋。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屈原的作品还有《九歌》、《天问》、《九章》、《远游》、《招魂》、《哀郢》等二十五篇，后全部收入《楚辞》，以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最为通行。《九章》纪实性的家国身世之哀、《九歌》人神恋爱的哀怨与执著、《天问》对宇宙人生、社会历史、神话传说的大胆怀疑与批判精神等无疑进一步奠定了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以景寄志的《涉江》，号称小《离骚》，大张自由诗的弹性特点，开我国散文诗之先河；博大精深的《天问》，融物、哲、文、史于一著，倘不是充分发挥诗句的自由空间，哪能涵盖2000年前的人类疑问！为阵亡将士大唱赞歌的《国殇》，为边关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树立了前所未有的典范；兼蓄民间原始语言艺术的《九歌》，四、六参差，极致的发挥了诗歌特性，使楚辞艺术魅力超越至圣先师孔子审定的《诗经》。

    屈原继往开来，两次政治流放，造就了屈原的爱国灵魂，开创了中国爱国主义诗篇之先河，揭开了《诗经》之后诗史的崭新一页，使屈原无愧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先驱，摘下独一无二的中国诗歌之父桂冠而成为世界文化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