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消灭卫氏朝鲜，设乐浪四郡，归中国管辖。从此以后即开始了儒家思想文化在朝鲜的传播统治。先秦儒学、汉唐儒学、宋明理学依次登临，其地位大致与中国相当，是官方的意识形态，是国学，是“政治实践的理念，学校教育的内容，学术研究的对象，社会价值观的中心。”历史上，朝鲜人将汉字用新罗语音标记，汉文以新罗语判读来研究中国经典。宋元时期及以后，儒学在朝鲜的地位很高。现代韩国对孔子文化和文物保存得也很好。

    越南在968年以前的一千多年间，一直是中国的郡县，其后是藩国，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不言而喻。在越南，历史上长期以儒家思想为治国之道，儒家学校和孔庙林立，科举取仕以儒学为本。以孔子的“仁德”学说教化百姓，如果不熟读四书五经就没有资格参加科举。现在的越南，经过法国殖民统治和社会主义时期，当然有很大改变，但，传统文化并未消尽，城市的一些主要街道或学校还用孔子或历代大儒的名字命名，如孔子大道、黎贵路、阮秉路、吴士莲中学，还有一些孔子雕塑等。越南人把汉字称为儒字，在祭祖求福等活动中，必须用汉字写祝文。

    大和民族是一个崇尚功利、善于向强者和先进学习的民族。我们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日本人就十分执著地学习中国文化和典籍制度。284年左右，应神天皇当政时，汉字及儒家文化就传到日本了。东晋时，日本开始向中国朝贡称臣，接受册封。其后，向中国派遣了一代又一代的使者和留学生。从圣德太子时代、“大化革新”到幕府时代、明治维新直到近现代，儒家文化在日本传播久远，绵延不绝，影响深刻。在江户时代，日本就有系统的儒学、朱子学，儒家学说成为国学。全国自上而下推行儒家文化，孔子象在中国一样享有至尊地位，被称做“先师”、“圣人”。儒家思想文化指导规范着各个精神领域，成为指引国家前进的根本方针。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曾作过中肯形象的评论，他说，“从中国学来的儒家文化，使日本从一个用手抓饭吃的民族迅速转化成了一个世界强国，包括精神方面的强大，文明程度也前所未有的发达，成为世界著名的礼仪之邦。”明治维新到二战以来，日本向西方学习，快速成为世界列强，但，儒家文化并未丢弃，东西文明结合的很好。

    新家坡是一个独立仅45年的年轻国家，但，因为华人处于绝对多数，因而，儒家文化传统很盛。李光耀，这位小国的巨人，十分推崇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是新加坡重要的治国理念。他本人曾多年担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理事长，积极致力于倡导弘扬儒家文化。新加坡是典型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国家状况与特征使该国领导人意识到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从东方文化中寻求现代化的文化价值依托，并汲取西方合理的价值观念与文明成果。他们科学审视了国情与儒家文化的价值，在确立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同时，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实现了儒家思想的本土化、社会生活化与现代化，使之成为新加坡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动力。

    新加坡根据现代化的需要，对各种文化作了比较、鉴别、分析和综合，最后决定从东方文化中作出取舍，奉行保持传统文化精华，“并使之新加坡化”的政策。如新加坡经过艰难探索后倡导的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儒家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能突破“三纲五常”，突破“吃人”的礼教，把自由、平等、公义、法治、人权等价值吸收进来。它要进一步发展，一定要使西方现代化最核心的价值在儒家社会的土地上生根、结果。李光耀也多次强调“东方和西方的精华，必须有利地融会在新加坡人身上，儒家的伦理观念，马来人的传统，印度人的精神气质，必须同西方追根问题的科学调查方法和客观寻求真理的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新加坡正是在保持包含儒家思想因子于其中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吸收了西方文明的进步因素，力图建立独立、民主、敬业乐群、仁爱礼让、廉洁奉公、刻苦勤劳、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新加坡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东西方文化精髓的融汇。

    新加坡现代化建设中对儒家思想的借鉴与创新，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儒家文化的现代化价值。新加坡的现代化历程表明，只有在现代化成功启动之后，经历了批判、改造、转化的儒家思想才能最终成为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载，儒家思想在公元2世纪即传到欧洲，但那时候的影响不大。《马可波罗游记》的发表，使欧洲人对神秘的中华帝国充满好奇和向往，认为那是一个文明富庶的天堂。孔子思想也被介绍到欧洲。其后，孔子的思想对近现代欧美诸国的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欧洲民主启蒙和辩证思想的形成，有过启迪。伏尔泰、拜伦、托尔斯泰、井上靖等古今海外文化巨擘都对孔子崇拜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