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以后，大陆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占领，现代新儒家大多移师海外和台港，一方面他们有感于儒学发展的“花果飘零”之境，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承继传统的使命感，另一方面他们又沐浴于西方现代文明生活之中，使之不得不思考如何去协调传统与现代、价值与知识的关系，这样便形成了６０－７０年代的新儒家（主要以牟宗三、唐君毅和徐复观等为代表）的哲学活动的共同特点：以“返本开新”为目的，一方面，通过挖掘传统儒学的终极关怀思想资源，以应对西方哲学关于中国文化缺乏形上学维度的种种偏见，重构中国文化的意义价值系统；另一方面，进一步以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的古典哲学为思想资源，对儒家哲学做新的诠释工作，以期从儒家心性之学中转出知性主体（发展科学）和政治主体（发展民主），从内圣之学中开出新的外王。换言之，在这一代新儒家看来，孔子及儒家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以及与现代科学之间并不存在人们所认为的对立和不可消融的紧张，但是，如何实现孔子思想与现代化的对接？如何重新阐述儒家思想？这是新儒家需要努力的方向。

    进入８０年代，以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和余英时等为代表的第四代新儒家，既有着与西方社会面对面的亲身缠斗经历，又有着其前辈所不及的西学功底，加之还有东亚“儒家资本主义”兴起的鼓舞，使得他们能站在一种全人类（而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高度，面对现代人生存的种种危机，把“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纳入到了对全人类未来文化发展的整体思考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构建起这一代新儒家理论视野的已不再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而是流行于现代西方的各式各样的哲学思潮，因而他们同西方学者之间展开的对话有着更深厚的理论基础，是一场真正的平等的对话。可以说，第三代的新儒家的哲学努力，实际上已将第一代新儒家所关怀的“儒学与现代化”的命题，转换成了“儒学与后现代”的命题。也正是在这一命题的历史转换过程中，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也获得了新生命形态，即在他们看来，孔子生于中国，但他属于世界，属于未来；孔子的思想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而且还可以为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化的西方社会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孔子及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有待我们去不断开拓的课题。新儒家的心路历程只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因为，从整体上说，新儒家关于“孔子与现代化”的命题实际上是传统儒学的“内圣与外王”命题的当代延续，也是近代西方“韦伯命题”的中国版。确实，不能否认的是，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伦理精神的支撑，但是，问题的关键是，现代化所需要的伦理精神到底应是一种什么样的伦理精神？在孔子的思想中是否蕴含这样的伦理精神资源？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要回答这一问题，“如实地理解孔子”是必要的前提之一，但是，我们知道，要“如实地理解孔子”谈何容易，因为，不仅历代以来套在孔子头上的神圣光环太多，它削弱了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孔子思想的表达方式（即“述而不作”）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困难。一部《论语》只是一部有关夫子言行的简单记录，尽管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一”是什么？又是怎样“贯”之的？这些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研究孔子的目的虽然有了新的意义指向，但是，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如实地理解孔子，正确地评论孔子，也就是对孔子进行科学的研究，批判继承儒学的文化遗产。”（《孔子大辞典？序言》，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

    ●《论语》及整个儒家文化不仅影响中国历史二千几百年，而且在汉代就流传至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其后也传入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等国，十六世纪以来，还传至欧美诸国，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性著作，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被誉为东方的“圣经”。使孔子成为不是教主的教主，儒学不是宗教的宗教。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最终必将回归祖国。她过去的历史与大陆紧紧联系在一起，当然，她被殖民和分裂的历史也不短。国民党统治台湾后，在几十年间，台湾的儒家文化传统比大陆保存的好，人们的传统观念比我们浓，研究成果一度也比我们多、比我们深，产生了胡适、钱穆、南怀瑾、徐复观、傅佩荣等大师和杰出学者。在经济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成为主导，企业管理中有很多的儒家因子。这与蒋介石等人的信仰和倡导有关。当然，反对、批判儒家的势力也很大，他们认为儒家代表保守落后，与民主政治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