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但是，艺术不仅反映现实世界的个别表面现象，而且还要揭示客观事物内在的本质和规律，从而达到真理的高度。所以他说：“显而易见，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用韵文写作，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历史叙述已发生的事，诗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歌活动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可然律和必然律”是衡量艺术的一个根本标准。在悲剧中，他要求情节的安排，首先要合乎“可然律和必然律”。同样，悲剧性格的塑造也“应如安排情节那样，求其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某种‘性格’的人物说某一句话，作某一桩事，须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一桩事件随另一桩而发生，须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艺术在摹仿现实的时候，还不能拘泥于现实。“有时候，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因此，悲剧可以虚构人物，优秀的肖像画家们并非只求刻肖模特儿。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深刻揭示了艺术与现实和历史的关系。这个观点，不仅肯定人们的历史生活是艺术的本源，还要求艺术的理性内容必须与生活的内在逻辑具有统一性。

    亚里士多德用摹仿概括一切艺术的共同本性，有其深刻的涵义：艺术本源于摹仿；艺术以感性形象摹仿人的交往活动和精神生活；艺术形象同人的生活世界的事物原型有相似性，并不是另寓它意的象征性表现。他认为，正是摹仿的手段、对象和方式不同，产生并区分了不同种类的艺术。摹仿手段指表现艺术形象的媒介，主要是声音和形体动作、颜色和构形、语言和韵律等。亚里士多德论述摹仿的手段、对象和方式，不是为了对艺术作技术性分类。实质上，他阐述了：艺术本源于摹仿；艺术是对人的外在活动和内在品性的摹仿，人是艺术的主体和主题；艺术以创制性的形象真实反映人的生活，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可以比现实生活更真实、更美、更具有普遍性。

    亚里士多德的以上论述，表明摹仿说有深刻的哲学意义。他在《解释篇》、《前分析篇》中论“模态”，可理解为命题模态中见事物模态。他认为：或然性同实然性、必然性并不处于矛盾的对立关系；处于潜能状态的可能的事物，可蕴涵必然性而变为现实，而实然的必定是可能的，从现实事物可洞察其或然性、必然性；特殊事物中则寓有普遍的本质与原因。由此推论，摹仿不是记录经验的个别事实，所谓依据必然性、或然性描述可能发生的人与事，是要在特殊的生活原型中把握普遍本性，揭示因果联系，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生动的典型形象，体现诗的真理。他强调诗表现“典型”，认为艺术不是简单地复制、抄袭现实，而是要创造典型形象，揭示生活的本质，这是最早的关于艺术创造典型的思想。他在论及悲剧中说到：人物性格的刻画要逼真、内在一致，是某种类型的人物在说话、做事，表现性格的情节是必然发生的某种类型的事件，这样，悲剧摹仿的人物象优秀绘画，非但逼真，更比原型美(1454a[,24-37])。

    他也谈到了艺术真实的问题，列举过艺术的三种摹仿方式：“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照事物为人们所说所想的样子去摹仿，照事物应当有的样子去摹仿”，他认为第三种方式最好。他不但肯定了艺术的认识作用，而且肯定了艺术的审美作用，认为艺术技能给人知识，同时也引起人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