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柏拉图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基金会的人。柏拉图生前立下遗嘱：将他亲手创建的学园的全部财产遗赠给其外甥，并规定所有财产都要用于学园的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一笔用于资助他人的基金。因而，有学者认为“柏拉图学园”是最早的慈善基金会。

    美国哲学家爱默生(R．W．Emerson)认为，柏拉图可以与哲学划等号——“柏拉图就是哲学，哲学就是柏拉图”；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K．Jaspers)说：“几乎所有的哲学主题都为柏拉图所涵盖，或都源自柏拉图，好像哲学始于他，也终于他一般”；而英国哲学家怀特海(A．N．Whitehead)则说：“西洋两千多年的哲学，皆在注解柏拉图。”这样的赞美可能有过誉之嫌，但确实道出了柏拉图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

    民国初年，郭斌和、景昌极两位先生率先翻译柏拉图的对话录；20世纪20年代，吴献书先生翻译了《理想国》。自此，柏拉图的作品开始被译成中文，开启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启蒙运动。这之后，一代代学人，吴宓、张东荪、陈康、贺麟、朱光潜、严群（严复后裔）、戴子钦、杨绛、王晓朝、王太庆等前赴后继，薪火相传，译介柏拉图的著作，或单篇或专著，或哲学或美学文学，或对话集或全集，已经译介的比较全了；在文体上，开始多文言文，后来皆为白话文，从专业和文学角度来看，也越来越专业、信达雅了；从地域上看，译者以大陆学者为最，港台也不乏其人，两岸三地的很多学者、哲学家、美学家、作家、翻译家积极参与此事。像陈康先生，曾留学德国，精通哲学、希腊文、拉丁文、英语、德语，在柏拉图研究上有世界级成果，著名哲学家贺麟对他评价颇高；朱光潜先生翻译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杨绛先生翻译了《斐多》，这二位先生自身是文学大师，又精通美学、哲学，他们的译文非常精美，再现了柏拉图原著的文学风采和艺术魅力。王太庆等其他学者也都有精彩表现，有卓越贡献。柏拉图著作的研究成果亦颇为丰硕，相关论文、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即便是在左倾年代，尽管柏拉图被冠上“客观唯心主义”之标签，也没有完全封杀他。就我本人来讲，自1978年以来，也一直在研读柏拉图。我相信，在我们中国，一般来讲，只要是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者，一般至少知道柏拉图其人。在知识分子当中，柏拉图很有市场。柏拉图的思想、哲学观、政治观、教育观、爱情观等等对很多人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我是把他视为西方的孔子的。他的遗产丰厚博大，他的人格高尚伟岸，我们需要批判性地继承，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