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伟人，也是世界历史上不多见的思想文化巨人。他的思想是伟大的、杰出的，正面居多的。但孔子毕竟是一位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古人，有其历史局限性。更何况千百年来，历代腐儒和封建王朝对孔子的思想加以曲解和歪曲，思想被政治利用，真理被歪曲，孔子的思想大厦笼罩了层层污垢，智慧的光芒被阴云所遮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应该把他放到那个时代背景下进行研究。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不加批判地完全按照孔子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那无疑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倒退。

    过去，不仅孔子被圣化，孔子的学生也被圣化，谁是二圣人，谁是三圣人，座次排的很分明。宋儒讲道统，搞三突出，突出曾子，突出子思，突出孟子。七十子之徒，《论语》里有29人，七十子之后，也有很多人，哪里是这样排座次？出土发现可以证明，孔门的真相不是这样。历史上捧孔子，有三种捧法，一是讲治统，这是汉儒；二是讲道统，这是宋儒；三是拿儒学当宗教，这是近代受洋教刺激的救世说。孔子的话是圣人之言，绝对真理，任何人不得越雷池半步。这怎么行？

    在孔子的时代，及其后几百年间，儒学仅仅是同墨、道、法、名、兵、阴阳等并存的一个学派。秦王赢政曾焚书坑儒，当然他主要是焚的主张民本思想的孟子派；王充曾著长文《论衡？问孔》，系统地批判了孔子及其《论语》，当然，他说的都是些鸡毛蒜皮、小事小非的问题；李白也曾写诗嘲笑鲁儒，他在诗中写道：“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大诗人的时代，儒学已经退化；“五四”运动时期，文化思想界曾对孔子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们的批判有些是正确的，胡适后来已对自己的批孔进行了反思，郭沫若对孔子的观点是正确的，毛泽东却写诗说“《十批》不是好文章，孔学名高实秕糠”；“文革”期间的评法批儒显然是一场另有其目的的政治运动，那时候，不仅不尊孔，而且还要批孔，把孔子批得臭不可闻，文革期间祭祀孔子的碑林庙宇等更是遭到了空前的破坏。

    我们不谈董仲舒和朱熹对孔子的歪曲。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说做君臣的君要象君，臣要象臣，做父子的，父亲要象父亲，儿子要象儿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封建思想与他无关，这是董仲舒的曲解；宗法制、世袭制也与他无多大关系。那么，什么是孔子自身之弊呢？什么是其局限性呢？

    首先，孔子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在他那个时代不可能产生一种民主政治的理念，他在本质上是主张建立一种得道行仁的君主政体的。在炎黄时代，中国有民主政治的萌芽，尧舜禅让，在封建主义萌芽的前夜，播下了民主政治的火种，孔子或许并未引起重视，加以阐发。我以为，他是赞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他还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他对等级制度十分热衷，对破坏等级制秩序的行为不能容忍。孔子推崇君权、父权、夫权，提倡忠、孝、节。在孔子的观念里，君臣父子夫妻，各有其位，等级森严，不容僭越，绝无平等之必要，更无平等之可能。按照这种思想，治理国家之法与治理家庭之法完全相同，管理国家就像管理家庭一样，子不能忤父，臣不能逆君；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子要孝父，臣要尊君。导致国人只知专制，不识民主，以为命由天定，其实人生而平等。孔子的这种专制思想、等级观念逐渐渗透进国人的血液里，流淌至今，如附骨之蛆，剔之不去。他的再传弟子、儒家亚圣孟子在这方面比他进步，认为“人权至上，国家利益次之，统治阶级的利益最轻”，但为许多专制皇帝所不容。

    其次，孔子认为君子不器，忽视科技，导致了历代儒生只知钻研经典、人文科学，而忽视了对自然、社会的实际研究，以治生之术、实用工艺技术为小道。当樊迟向他请教种庄稼和蔬菜的技艺时，孔子也许的确不知道，但也不至于要说樊迟是小人，可见孔子是鄙视劳动的。子夏说，生活中的小技艺也有可取的地方，但是，怕它妨碍大事业，所以君子不用专门学它。这客观上阻碍了自然科学的正常发展。他主张富民，却忽视了经济的发展。

    其三，他有“唯心”和愚民的倾向，如“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庶人不议”。不管将“女子”作何解，他将妇女与“小人”划等号，说“惟小人与女人难养”，客观上造成了对妇女地位的轻视。他谈君、臣、父、兄、弟、子的言论很多，却几乎没谈到妇女、母亲、姐妹，我想，这或许不是孔子有意如此，可能是在那个时代妇女的地位很低，以致不值一提。这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我们今天必须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