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孔子活着的时候，不太得志；死后，他的弟子们不服气，说我们的老师是圣人，超过尧、舜。于是，孔子当了圣人，成了他们心中的救世主。这以后，其他门派的学生也纷纷仿效，说我们的老师是圣人，同样是圣人。但这些圣人，全都是民间圣人，没一个得到过官方批准。得到官方批准，是到了汉武帝时，也就是司马迁生活的那阵儿。圣人，汉武帝只批准了一个，就是孔子。

    先秦以前，孔子思想虽然影响很大，为当时的“显学”之一，但是它毕竟只是“诸子之学”之一，而未处于独尊的地位。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是儒学发展过程中从未有过的厄运；汉初虽崇尚黄老之术，但儒家命运也稍有转机，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过鲁时首次祭祀孔子，开启了朝廷祭祀孔子的先河，表明了官方对孔子思想的崇尚态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从此居于统治地位，成为最高的国家意识形态。

    在这一过程中，叔孙通、陆贾和贾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董仲舒则立有首功。叔孙通劝说刘邦用儒术治国，陆贾和贾谊主张“行仁义，法先圣”，董仲舒则通过将儒学神学化，从而为儒家思想赢得“独尊”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司马迁尊孔子为“至圣”，将之列入《世家》；扬雄则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法言？吾子》）东汉的王充也说“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中最卓者也。”（《论衡？本性》）至于盛行于两汉时期的封建谶纬神学，更是将孔子神化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素王”与“神”。汉平帝元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与外来文化发生碰撞的重要时期。先是曹操兴起的名法之治占据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中间则是由玄学家们发动的既对儒家予以一定程度的肯定，同时也提出要“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运动；最后是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的异军突起，孔子被降到如来弟子的地位，使得儒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儒学在上层政治思想领域地位的相对下降，并不意味着儒学在这一时期没有发展，恰恰相反，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专治六经的经学大师，其中特别是《孝经》等儒学新文本的出现，大大地促进了儒学的民间化，为儒家思想最终自上而下地占领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市场奠定了基础。魏太和年间，孔子被谥为“文圣尼父”，北周大象二年，追封为“邹国公”。

    隋唐时期，佛学日盛，道教的地位很高，但儒家与佛教之间的斗争也更为激烈。王通站在儒家的本位立场提出了“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的思想，韩愈的《原道》叙述了儒家“道统”的沿革，并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反对佛教；柳宗元则主张佛与孔子不“异道”的思想，这些都可以看作为宋代理学产生的前奏。唐玄宗谥孔子为“文宣王”。

    唐代社会非常开放，人们的思想也很解放，人们的创造力也就得到了空前的释放，社会的发展步伐必然加快。唐朝不仅创造了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也把经济发展推升到了空前的高度，以至于使盛唐中国成为了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强大的唐帝国创造了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成就，成为中国人勤劳、智慧和能力的象征。那是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活跃、军事强大的时代。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政治地位，非今日可比，以至于我们今天要高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口号。

    宋代是儒家思想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最突出的特征是：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通过对佛老思想的吸收，将孔子学说构建成为一个具有本体论、认识论和方**等多层维度的精致的哲学伦理学体系。与此同时，宋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通过制度安排的形式，赋予了孔子思想以绝对的不可动摇的思想正宗地位。如宋朝的历代皇帝屡次赐孔府田宅，修孔子庙宇，拜孔子圣像，封孔子子孙。宋真宗时，追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和“至圣文宣王”。

    元代虽为外来民族统治，但他们还是采纳汉儒的建议，以儒家思想治国，极为重视孔子之学。朱熹的《四书集注》从这时开始成为士子考试的重要文本。元成宗下诏书说：“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首当尊奉。”并封孔子后代为衍圣公，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称孔子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元文宗时，更是对孔子家族及先人大加封谥，包括孔子的父母、夫人及孙子子思等，皆有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