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孔子把政治的施行过程看成是道德感化过程。季康子问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孔子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曾子也说：“慎终，追远，民道归厚矣。”（《八佾》）孔子很重视领导人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他们如果能够作风正派、亲民爱民，就能感化群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对广大人民群众，孔子主张富而教之，既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有良好的生活水平，又使他们有知识、懂礼貌、会生活，言论行为符合伦理道德规范。

    其三，孔子认为干部的训练、培养，政治秩序的维护都得依靠道德。在君臣关系上，他注重君主的权威，但君臣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指挥与服从的关系，而是一种“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的关系。子张请教从政之道，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孔子这段话讲了处世之道，为官之术：见多识广，谨言慎行才能做好事情。他在另外一次回答子张问政时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同样是讲道德修养。

    其四，孔子是主张人治的，他把政治视为道德的延伸和外化。毫无疑问，在君主专制和人治环境下，执政者的品质如何对治国安邦、富民强国都有直接的作用。人类历史上也的确出现过不少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政治领袖和管理者，但是，没有法制没有制约没有监督的政治还是靠不住的。政治需要有道德的政治家、政府官员和广大民众，但，政治和道德到底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是的，政治是管理国家和众人之事，是治国安邦，但，政治也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是各个阶级、阶层、集团不同利益斗争、调节的产物。它在很多时候表现为你死我活的斗争，血腥的暴力。而单纯的道德说教和规劝是很苍白无力的。一般来讲，道德有人们普遍公认的价值体系，一经形成变化不大；而政治要复杂得多，充满变数，需要人们的创造性和敏锐的眼光。儒家道德利于守成，而难于进取。

    其五，在孔子看来，道德操守的形成与坚持是有多种方法与途径的。学习，教育，慎独都是获得高尚道德情操的途径。“慎独”是一种重要的修养方法。人们在公众场合可能容易做到信守伦理道德，而在个人独处时，没人监督，就不容易坚守。“慎独”则要求人们在别人看不见、听不到的情况下，仍然小心谨慎，一丝不苟地自觉地进行修养，做到无愧于良知，无愧于人民。

    ●世界充满着矛盾，如新与旧、衰与荣、富和穷、革命与守旧、生与死、老和少、夜与昼、光明与黑暗等等，孔子认识到并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在他的政治和人生旅程中，他的确做过许多开创性的前无古人的革命性的伟业，但，真正运用于人间社会——政治、道德、人生、经济等诸方面时，他又是非革命的，而是怀旧的、保守的寻求着事物间的平衡。中庸和执中就是他寻求边际平衡的哲学武器之一。中者，不偏左、不偏右，执中、协调、和谐之意；庸者，常义，指仁和礼等大道。中庸是指在实行仁、执行礼时，在为人行事时执中不偏，把握好度，不过无不及。要审时度势，通权达变。孔子说：“中庸之为德（对待事物的态度）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中庸与“允执其中”同义。相传“允执其中”的思想是尧首倡的，孔子加以继承和发挥。《尚书》、《诗经》中已经称引，“中”成了一个明确的政治道德概念。用一些西方学者的话来说，中庸是以“没有任何过分”为其指导原则，与亚里士多德的黄金中道（GOLDEMEAN）十分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