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请过保姆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对保姆越是好，她对你越是不好。给得越多，对方索要得也越多。一个做过包工头的人对我讲，做包工头，必须心狠手辣，如果不将手下的民工打服，民工就会把你欺负死，一点钱也挣不到，还可能赔钱。我本人几次请装修队的经历也是这样，对装修工最好，给钱最多，装修往往是结果最差的。买卖也是如此，商家彼此之间，卖方和消费者之间，也没有正常的关系。只要你好心一点，就可能被宰。包工头当然，这样说也许有点绝对，但类似的事情肯定存在，而且还相当普遍。因为保姆也好，工人也罢，跟业主的关系基本上属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习惯于农业社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只明了熟人之间的处事原则，在陌生人的环境，对于陌生人是不用讲道德，也无须负责任的。所以，对方越是好，就意味着越是好欺负，不欺负白不欺负，欺负了能获利，只有傻子才不干。当然，也存在这样的傻子，但一般来说，傻子是要被人耻笑的，尽管所谓的傻子，其实就是讲良心的人，这种人，在公开的社会道义里，是应该受到表彰的。可惜，一个彼此隔绝的农业社会，哪里会存在这样的表彰呢？人做了好事，善事，一般都得不到正面的激励。只有讲因果报应的宗教说教，才能对人的行为起一点约束作用。但是，如果人们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跟现实的物质利益比起来，这样的说教，则显得过于苍白了。所以，陌生人之间，能坑则坑，反而成了约定俗成的规矩。

    工棚里的民工

    可以理解，为何在清朝，脱离了土地的农民，在异地他乡从事车船店脚牙之类的行当时，非得组织帮会不可。这些帮会，无论青帮、洪帮、哥老会，其实最初都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他们无非是要在异地他乡建构一种类熟人的关系，互助互利。然而这样的帮会，在帮内可以讲道义，在帮外就可以无所不为，等于是把原来的乡土宗法关系，用另一种形式移植出来，又没有乡绅的控制和领导，所以，多少有点邪。不仅朝廷，连正经的乡绅也视之为异类。

    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了最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尽管还有城乡二元的结构，有户籍的壁垒，但毕竟让中国迅速进入了城市化的轨道。过去的熟人关系，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最大限度地遭到了破坏，中国人进入了一个不得不经常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新时代。由于城市化的规模和幅度都是空前的，人口流动的频率，大大超过了以往。不仅清代难以比拟，就是民国时期，也难以望其项背。像民国那样，靠建立帮会复制乡土熟人关系，从各个方面讲，都不大可能。社会在呼唤一种新的人际关系，一种基于契约，基于社会诚信的关系，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多人还是按照传统熟人社会的处事潜规则行事，凡是陌生人，能坑则坑。他们不知道，坑了人之后，也许能得到暂时的好处，但对于建立自己的信誉，却大大不利，而且弄坏了自己的习性——习惯坑人，最后总有一天被人坑了。现在人特别喜欢说公民社会，其实，西方的公民社会，大抵是从正常的契约社会开始的。学会跟陌生人打交道，是公民社会的起点，无论如何绕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