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嘉诚少年时，就曾听父亲讲战国时孟尝君的故事。孟尝君能成大事，得“客卿”之助。

    李嘉诚能成宏业，“客卿”之功当然也是不可没的。

    李嘉诚曾郑重地对记者说：“你们不要老提我，我算什么超人，是大家齐心协力的结果。我身边有300员虎将，其中100人是外国人，200人是年富力强的香港人。”

    长实公司有300员虎将，其中除了李嘉诚的“近臣”之外，剩余的就是总部与分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在长江系挂职或未挂职的“客卿”。

    “客卿”之中，数大牌律师李业广与当红经纪杜辉廉影响最大，李业广是。“胡关李罗”律师行合伙人之一。李业广持有英联邦的会计师执照，是个“两栖”专业人士，在商界声誉甚隆。

    人们称李业广是李嘉诚的“御用律师”。李嘉诚说：“不好这么讲，李业广先生可是行内的顶尖人物，我可没这个本事独包下他。”

    李嘉诚所言也许是真话。李业广身兼香港20多间上市公司董事，这些公司市值总和相当于全港上市公司总额的1／4强。

    除此之外，李业广还是许多富豪的高参。

    李业广并不是一个见钱眼开，只要有酬金而且酬金高就必应之士，就是一般的富贵人还不一定能用钱把他给请去的。

    长江上市，李业广便是首届董事会董事，长江扩张之后，李业广又是长江全系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仅凭着这一点，就不难以看出两个李之间的关系非同平常！一定是相当密切、相互信赖的。

    李嘉诚可是一位彻透彻闹的务实派，他绝对不会拉虎皮做大旗，虚张声势。李嘉诚在商界的名气要比李业广大得多，在香港的商界当中，有几个人会不知道他李超人呢？莫说商人就是平常人也如是，可以这么说，李嘉诚在香港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在香港这片商业领地上，拉名人作企业董事的人比比皆是，早已经见怪不怪能被人们所理解的了，但是李嘉诚却并不认为有此必要，就他本人则更是不会那样做的，他用李业广，是因为他敬重李业广的博识韬略。

    就长实的不少扩张计划，都是两个李“合谋”的杰作。

    李业广并不是喜欢抛头露面，看重表面光彩的人，他甘愿作幕后人，保持低调做人做事。1991年，李业广一飞冲天——出任了香港证券联合交易所董事局主席。真让人吃了一惊，这就是高明人的做法：不鸣则矣，一鸣惊人。

    香港报章，在介绍联交所新任主席李业广资格履历时，称他是“胡关李罗”律师行合伙人，长实集团多间上市公司董事……长江在李业广及公众心目中的份量，可见一斑。我们都知道孟尝君其人，他几乎是古代中国尚贤的典范和化身。

    孟尝君门客三千，其中志士能人比比皆是。

    我们也很熟悉冯谖的故事。

    冯谖先生弹铗三唱，受到孟尝君赏识，后为孟尝君市“仁”并谋就三策，使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芥之祸。孟尝君的成功在于他深明大义，尚德尚贤，因此招到了不少身怀绝技的高人，这些人感其知遇之恩，倾力相报，而使孟尝君功成名就，流芳千古。

    李嘉诚缔造其商业帝国，也多得“客卿”的鼎力相助。从这一点上看，李嘉诚真可称是“当代的孟尝君”。就此之外，杜辉廉也是他的一个“客卿”。

    杜辉廉（PhilipTose）是英国人，出身伦敦证券经纪行，是一位证券专家。70年代，惟高达证券公司到香港发展，杜辉廉任驻港代表，与李嘉诚结下不解之缘。

    1984年，万国宝通银行收购惟高达，杜辉廉便参与万国宝通国际的证券业务。

    杜辉廉被商界称为“李嘉诚股票经纪人”，他是长江多次股市收购战的高参，他经办长实及李嘉诚家族的股票买卖。

    杜辉廉多次谢绝李嘉诚邀其任董事的好意，是李嘉诚众多的“客卿”当中惟一的一位不支干薪者。但是他却绝对不会因为未支干薪，就拒绝参与长实系股权结构、股市集资、股票投资的决策。就因为他一直都是这种态度，让重情的李嘉诚，总感觉到自己欠杜辉廉太多太多了，却又一直无法报答他。

    1988年底，杜辉廉与他的好友梁伯韬共创了百富勤融资公司。

    杜梁二人占35％股份，其余股份，由李嘉诚邀请包括自己在内的18路商界巨头参股，如长实系的和黄，中资的中信、越秀，地产建筑老行尊鹰君与瑞安，旅业大亨美丽华、胡应湘的合人等。

    至于那些商界巨头们，他们不入局，也不参政，旨在助其实力，壮其威力。

    有十八路商界巨头作为后盾，百富勤融资公司很快地就发展起来了，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他先后收购了广生行与泰盛，与此同时，百富勤还分拆出另一间公司——百富勤证券。杜辉廉任这两家公司的主席。到1992年，该集团年利已经达到了6．68亿港元。

    就在百富勤集团逐渐壮大，渐渐成为商界小巨人之后，李嘉诚等就想尽方法主动摊薄了自己手中所持有的股份，其目的再简单不过了，那就是为了让杜、梁两个人的所持股量达到绝对“安全”线。

    李嘉诚对百富勤的投资，完全是非盈利的，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报答杜辉廉对他的效力之恩。

    虽然李嘉诚投资百富勤并没有想要赚一分一厘，而是帮助朋友，但是持股5．1％的李嘉诚却仍然从百富勤得到了一大笔红利，百富勤发展迅速，是市场上倍受宠爱的热门股。

    90年代，李嘉诚与中资公司的多次合作（借壳上市、售股集资），多是由百富勤为财务顾问。

    身兼两所上市公司主席的杜辉廉，仍忠诚不渝充当李嘉诚的智囊。

    李嘉诚得到证券专家杜辉廉的帮助，在股市更是如虎添翼，风生水起，甚至对股市具有强大的左右力。

    李嘉诚最辉煌的战绩在股市，最能显示其超人智慧的载体也是股市。而被称为“李嘉诚股票经纪人”的杜辉廉在其中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功不可没。

    李嘉诚投桃报李，以恩报恩，又使杜辉谦更一心一意地回报李嘉诚。充当李嘉诚的“客卿”。

    李嘉诚就是这样，无论是自己做人，还是运用他人，都特别看重品质和才干，德、才兼备，才是最佳的人选。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彼此忠诚、彼此帮助，携手前进。对待自己的属下也是如此。

    据市场保守人士估计，马世民离职前。在和黄的年薪及花红有1000万港元，这相当港督彭定康年薪的4倍多。

    至于说马世民的非正式性的收入，更是无法计算的。

    李嘉诚为了增强下属对集团的归属感，往往会给他们以低价购入长实系股票的机会。

    就在马世民离职的9月中，马氏就用8．19港元／股的价格购入160多万股长实股票，当日就按每股23．84港元的市价出手，净赚2500多万港元。

    商人在商言商，皆为了一个利字。

    李嘉诚体恤自己的下属、职员，让下属同他一道分享企业所创下的利益。这样的话，下属们劳有所得，一定更加地为公司尽心尽力地创业绩，使集团拥有更强的凝聚力。

    其实，事情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如果真要计算得失的话，试算李嘉诚给予下属额外的利益，比他们更加勤奋而创下的利润相差得太远了。这笔帐是无法计算的。

    就以马世民来说，低进高出长实股票，净赚2500多万。但是，马世民为和黄与李氏家族创造的盈利则以十亿百亿计。

    以小换大。最大的赚家还是李嘉诚。

    做生意无论大与小，与做人一样，要真心诚意地对人，别人感到满足了，才会为自己赢来更大的利益；用人也要用贤人。一个人，如果他的本质不好，就算他有再大的才干，在身边做事，只能是更大地危害自己的利益，而根本就不会给自己带来奇迹的。

    除了做人、做事，李嘉诚对政府不太关心，他只想一心一意地经商。

    1991年，马世民公开支持民主会的麦理觉人立法局。而麦理觉的对手，是包玉刚大女婿苏海文（奥地利人）支持的华人代表郑明训。

    这个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的席位，是由香港总商会选举产生的，麦氏与郑氏在商会上的拥护势均力敌。

    但是在一刹那，却突然有了一批亲英的公司加入了总商会，令麦氏的选票直线下降。等到事完之后，传媒就曝光说这些公司与和黄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怀疑是马世民“作大”的票数。

    这事令李嘉诚十分尴尬，李氏奉劝马氏，不要直接介入政治，这对生意没有好处。

    不料，“马仔”非但没有听从李氏的劝告，反而再一次令老板尴尬不已。

    彭定康到港不久，就抛出政改方案，掀起轩然大波。中国政府对彭氏的险恶用心大加痛斥。

    此时，李嘉诚正在内地大举投资，开始尽量地与彭定康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急于率先表态。但是偏偏马世民又不识时务，接受了英国《卫报》的采访，并且公然宣称要站在彭督的那一边，并称彭督是心目中的英雄。

    1993年9月，马世民辞去和黄行政总裁一职后，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他否认他投资政治，渴望从政。但他承认他与李嘉诚在政治上分歧的事实。

    “李（先）生会想我（在政治上）收声（不说话），做生意的，若对当地政治发展感到兴趣，会错失很多资讯，做生意的态度也受影响。话虽如此，我却无意在政治上多花时间。”

    马世民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一心不可二用，无意于政治，方能专心照顾生意。李嘉诚从本质上来讲，还算是一个纯粹的商人，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他甚至认为搞政治会影响做生意。至于后来李嘉诚帮助中资，则完全可以理解他在交朋友、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