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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宝藏
    “四贤镇人杰地灵,二小惊现三个神童,”省报这篇文章上的消息,就像一阵风似的吹到了中原省的每个角落,而御杰和沈梅依、马静三个人也成了所有家长教育孩子的榜样。

    在钱爷爷家里练完了武功,御杰像往常那样拿起了扫把打扫院子,钱有良笑眯眯的打量着自己的徒孙:“小杰,雍胜门的三十六招武功和内功、鉴宝、正骨的独门绝技,爷爷已经全部交给你了,今后有多大的成就就看你自己的了,爷爷相信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孩子,将来一定会做出一番大事来。”

    钱有良说完冲着御杰招了招手,率先走进了房间,在东山墙上一块不起眼的青砖上按了一下,脚一蹬,地上露出了一个黑魆魆的洞口。

    “小杰,你用手电照着路,爷爷今天要告诉你,我们雍胜门的一个秘密。”

    洞口不大,走进去刚好能够直起腰来,洞的地面、墙壁全是用青砖制成的,按照御杰的眼光,这个洞修得也有些年数了。

    走了十几米远,钱有良又推开了一道暗门,虽然洞里很暗,但却一点也没有潮湿的感觉,很显然这个洞有着独特的通风装置。

    在手电筒灯光的照耀下御杰惊讶的发现,这个洞至少也有八十个平米那么大,四周全是高高的木质货架,中间还有十几口镶着铁钉的大木箱子。

    虽然木箱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但货架上摆着那些古董都散发着浓郁的白光,无一不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御杰那天看到两个汉代金铸印也在其中。

    御杰惊讶了,他绝对没有想到,其貌不扬的钱爷爷竟然是一个深藏不露的超级大富豪,这些东西随便拿出一件来都会引起巨大的轰动,这些宝贝的价值已经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了。

    “小杰,这是我们雍胜门传下来的宝藏,都是由每一代的掌门人负责保管,原来我想传给你的师傅,可是你师傅至今下落不明,现在我就把它传给你了。”

    老爷子点起了几根粗如儿臂的蜡烛,瞬间整个洞内亮如白昼,四处看了看才明白,原来洞的四周都有一块巨大的玻璃镜,是反光的原理才使这个洞里这么亮。

    镜框上雕刻着龙凤的花纹,显然也是一件老古董了,御杰的脑子里立刻出现了有关玻璃镜子的历史知识。

    据华夏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一书记载,雍正年间,广州的对外贸易日渐繁荣。每年夏秋之际,计有近二十条西洋贸易大船到港,分别来自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和瑞典。这些大船前来购买华夏的茶叶、瓷器和丝绸,但是也有一些西洋物产,比如呢绒,钟表等,其中有一样比较特别的物产,就是玻璃。

    当年承接外洋船广州贸易的洋货行行商,基本上都是来自福建的熟手商人,家资巨富,在广州城外西南角所建造的洋货行,规模十分巨大。行外有店铺,行内有巨大的仓库,货场,还有靠江边的专用码头。洋货行旁边,还建造了专门的庭院,既有对外的独立门户,有可以直接通往洋货行。庭院内至少是一栋两层建筑,格局和当时的民居大不相同,乃是专供外洋船租用,作为外洋之人在广州贸易时候的居停购物之所。

    既然是夷馆,所以建筑格局相当洋化。洋货行依江而建,所以靠江边,通常还建造有一个很大的阳台。两层楼房,也是当年广州城内外绝无仅有的新颖形式。洋货行的行商最早进口玻璃,大概就是为了建造夷馆所用;二楼窗户装上玻璃,十分气派洋气。这种夷馆建造得相当完美,也很值得;当年外洋船租用这样的一个庭院,一个贸易季节,要花近一千两白银。

    玻璃用起来之后,自然是有人眼馋。但是行商们一来都是没有功名的白丁,二来都是来自福建的土佬,雍正朝初年,官府和广州的士绅,基本上是看不起他们的。用现代的话说,那些和洋人打交道的福建人,包括行商、通译和买办,都是主流社会之外的人。因此玻璃一物,虽然在雍正初年即有进口,但是使用十分局限。

    雍正七年,公元一七二九年,雍正皇帝起复遭到罢免的原广西巡抚,满洲上三旗包衣奴才祖秉圭,出任粤海关监督一职。祖秉圭之前,粤海关监督一职,一直由广东巡抚兼任;从祖秉圭起,单独任职,名义上是户部所派遣的官员,其实是直接秉承内务府的指令;祖秉圭官居二品,兼监察御史衔,而且有密折直奏之权,无论是权势地位,均不亚于广东巡抚。

    祖秉圭和前任粤海关监督,广东巡抚杨文乾的作风大不相同。一是专心为内务府搜罗奇珍异宝,二是因为要办好差使,加上贪心大炽,所以和这些富裕的福建佬,打得十分火热;特别是和当时最大的洋货行,广顺行的行商陈寿观,关系好到了称兄道弟的程度。这样一来,行商那里有什么好东西,祖秉圭自然都十分熟悉。一来二去,这玻璃就成了祖秉圭进贡的好东西了。

    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九年,祖秉圭送往宫中“大玻璃片一块,长五尺、宽三尺四寸,随白羊绒套木板箱”。这等大块玻璃,万里迢迢来自欧洲,再由陆路小心运到京城,倒也实在是不可多得之物;皇上龙心大悦,不在话下。雍正年间皇宫之中开始使用这种进口的洋玻璃,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一直用纸糊窗户的历史。如此说来,这祖秉圭算是相当有功劳的。

    但是万里迢迢,专人护送大块平板玻璃到北京,毕竟是劳师动众的大事情;只有皇上才享用得起。祖秉圭在北京,皇亲国戚当中的三大爷四大妈向来对之十分照顾,现在有了海关监督这样的美差,自然十分想着报效些特别的好玩意。这样一来,进口的平板玻璃,终于摇身一变,成了北京城富贵之家的玩物,称为玻璃围屏。

    所谓玻璃围屏,就是雇用精细的广东木匠,用上等硬木,如紫檀花梨等,制作一个木头架子,精雕细琢。然后把进口的玻璃片镶嵌起来,这就成了一幅围屏。然后再请高明的画匠,在玻璃上面画上山水人物,栩栩如生。这样的一幅围屏送到北京,那些王公贵族无不喜爱。这围屏制作最早是否出自祖秉圭的主意,倒也不得而知,但是祖秉圭数次进贡玻璃围屏,另外大量制作,分送北京的三大爷四大妈,的确是有稽可查的事情。如雍正九年四月,给皇上送去玻璃围屏二架,计二十四扇;皇上想来很是喜欢,特意下旨,交内务府总管海望收藏。一时之间,玻璃围屏成了王公贵族家中最显赫的摆设。

    这种把进口的西洋玻璃,改成珍玩的办法,倒也十分别出心裁。日后广州出了不少著名的木匠,甚至有进宫中造办处,成为一代名匠之人。有清一代,广州的玻璃画居然蔚为大观,特别是仿照西洋笔法,在玻璃上描画人物肖像,更是成就不斐。如乾隆年间广州的著名行商,三品顶戴的潘振成,他在乾隆中叶送给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的玻璃肖像画,至今挂在瑞典哥德堡的历史博物馆里,画工十分精良,人物栩栩如生。木器制作和玻璃画的成就,和玻璃围屏的大量制作,应该也有相当关系。

    虽然这篇文章里没有记载玻璃镜子出自哪个年代,还有的人认为玻璃镜子在明代就有了,不过大量使用玻璃镜子恐怕也是在清代吧,原因就是有了玻璃还能没有镜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