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群体的传统文化里因为没有一个恒定的、有理性的信念，其成员就会自然而然怀着盲目的崇拜和忠心，将所有希望和最高价值都交托给一个掌握了最高权力的人，那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如果老百姓有幸遇到“明君”还好说，如果遇到昏君就惨了，——草菅人命，贪腐横行，饥寒交迫，战火不断等等，什么都可能发生。

    他认为，哲学的意义在于认识人自己，教导人们过道德的生活，认识普遍的道德生活。实现道德生活的方法就是认识普遍的道德规范和公共福祉。他还认为，道德和知识是一回事。他一生自奉俭约，广招弟子，以哲学传道者自居。他好智慧、好思考，好辩论并以辩才杰出著称，在辩论之中度过了一生。当有人说苏格拉底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的时候，他会去找当时被认为以智慧著称的政治家，知名的诗人，和他们讨论智慧。他的这种“癖好”或者说“迂腐”为他种下了祸根，尤其是得罪了那些握有实权的政客，为他的死埋下了伏笔。他在辩论之中度过了一生，并向青年们教授哲学，但不是象智者那样为了钱。他思考问题时的高度投入是世所罕见的，他经常性地站在一个地方没日没夜地思索，以至雅典的很多人都知道苏格拉底的习惯：走路时，他随时随地会站下来，并且无缘无故地出神。他因“传播异端”、“不信神、不虔诚、毒害青年”罪名而入狱。在收监期间，他的朋友为他付了赎金，他本可以活下来的，但，他选择了为真理殉难，最后死于狱中。

    苏格拉底为自己是助产婆的儿子而自豪，宣称自己也“习于施行同种技术”。所不同的是他是知识的助产婆，灵魂的助产婆。苏格拉底在其漫长的哲学探讨和教育生涯中，通过发问与回答的形式，运用比喻、启发等手段，经由反讥、归纳、诱导和定义等环节，使学生或与他辩论的人认识真理。苏格拉底的方法为柏拉图所继承并发扬光大，对西方哲学和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黑格尔更是将其发展成为详尽完善的辩证法体系。

    三

    苏格拉底的哲人生涯可以概括为对理性的信念和追求，而苏格拉底正是通过从容赴死体现了他的学说：追求理性，追求真理，哪怕面对着大多数也决不盲从苟且。也通过他的死唤醒人们：人是多么狂妄虚骄，缺乏理性，如果不能自觉用理性来指导自己，人就会误用自己的热情，滥用自己的权力，把美好的理念变成闹剧甚至悲剧，公平正义资源也就得不到合理分配和利用。他身后两千多年里，人们为建立合理、完善的民主制度而不懈努力，付出了巨大代价。雅典民主通过苏格拉底的死而成为后世的教训，唤起人们对非理性的警惕，民主制度才能不断的完善和改进。虽然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说哪一种民主制度是最完善合理的，但至少人们已意识到：民主不是简单的多数主宰一切，不是粗暴的铲除异己；对民主的热情不能取代对民主的理性执行，理想的民主应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以包容多元为其内涵。

    他是哲人，不媚俗，不屈从，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为之勇敢地不懈奋斗，直至殉难。两千多年来，不少真正有见地又有悲悯情怀的哲学家都赞成这种说法：从古到今，有两个人的死影响深远，一为苏格拉底，一为耶稣基督。正是这二人的殉道式的受难，才激起了人们对自身的批判和反思，从而导致今日人们能尊重理性，宽容不同观点和意见，才有今日的多元繁荣。而苏格拉底的慷慨赴死更是在非基督教文化中广为流传。

    公元前399年就刑前，年约七十岁的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慷慨陈词，锋芒毕露。或自辩，或抨击，或直抒人生哲学，留下了这位西方圣者的千古绝唱。更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头脑高超而不介意于世俗的成败，相信自己是为一个神圣的声音所引导，并且深信清明的思想乃是正确生活的最重要的条件。除了最后这一点而外，他是很象一个基督教的殉道者或者一个清教徒的。”（罗素语）

    苏格拉底因论敌、政敌的诬告而死在所谓的民主法庭的监牢里，同意判他死刑的人比例很高。而当他真的离开——来到甫替亚沃土（神话中的仙境）时，雅典人就大为懊悔了。他们处死了诬告他的梅雷多，驱逐了赫拉格雷阿，为苏格拉底在大典堂等处立了纪念铜像。欧里披德谴责道：你们杀了，你们杀了那位最智慧的无罪的缪斯夜莺。

    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苏格拉底之死的确重于泰山！

    臧克家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苏格拉底的确永远活着，活在爱他的人们心中！